敕勒川文苑 | 让文物说话——从美岱召泰和门石匾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让文物说话

——从美岱召泰和门石匾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高景哲

美岱召泰和门上嵌着一块石匾，匾上刻有珍贵的铭文，它因见证了一段重要的历史，故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目前，石匾原件藏于包头博物馆，敕勒川博物馆有复制品展示。

众多学者围绕这块石匾开展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当下，我们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去再次解读石匾，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大量有益于弘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信息。

石匾长69.5厘米，宽52厘米，厚19厘米，四周刻有蒙古族惯用的云纹。铭文分藏、汉两种文字，藏文一行横刻石匾上方，下为汉文竖刻。藏文译为“唵啊吽！顶礼圣识一切锁南嘉措！唵嘛呢叭咪吽！”汉文如下：

元后敕封顺义王俺答呵嫡孙钦升龙虎将军天成台吉妻七庆大义好五兰妣吉誓愿虔诚敬赖三宝选择吉地宝丰山起盖灵觉寺泰和门不满一月功成圆备神力助佑非人所为也

皇图巩固   帝道咸宁

万民乐业   四海澄清

大明金国丙午年戊戌月己巳日庚午时建    木作温伸 石匠郭江

石匾原件

一、石匾的形制

石匾从形制上来看，包含了蒙古族纹饰和藏、汉两种文字。蒙古族的云纹婉转优美,象征了圣洁与吉祥，表达了对美好的向往。而藏文与汉文的大字部分，据专家考证，是藏、汉民族的两种“发愿文”（祷词）。藏文打头“唵啊吽！”是藏传佛教最常用的真言之一，中间“顶礼圣识一切锁南嘉措！”是对三世达赖的敬语，末句“唵嘛呢叭咪吽！”是大家熟悉的六字真言。汉文“皇图巩固 帝道咸宁 万民乐业 四海澄清”，也是同时代内地汉族发愿文的典型格式。

这样，蒙、藏、汉三种文化元素就完美的融合在一块石匾上。因此泰和门石匾单从形制上看，就显示出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二、“元后”内涵着认同感

明朝建立初期，退入草原的忽必烈后裔仍旧保持着元朝的国号，并执行汉地的政治传统如定年号、庙号等。但是当时的草原，政治动荡，各派势力争斗不休。当阿里不哥（忽必烈弟弟）后裔登上蒙古汗位后，便抛弃元朝国号，只称大蒙古国，定年号、庙号这些汉地传统也不再遵守。这是因为阿里不哥当年就强烈反对哥哥忽必烈用汉法治国，并为此发动战争。这样，草原上汗位更替至末代大汗林丹汗，一直以大蒙古国自称。

知道这段历史后，我们可以发现铭文强调了“元后”而没有使用“大蒙古国”，说明作为忽必烈的后裔，土默特贵族怀念的是元朝，而元朝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朝代，以“元后”自居也显示出一种向心力或是认同感。

石匾拓片

三、敕封顺义王与钦升龙虎将军

隆庆议和之后，明朝敕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大成妣吉为“忠义夫人”，阿勒坦汗家族的其他成员分别有“龙虎将军”、“昭勇将军”等职官称号。那么土默特贵族是如何看待这些封号的呢？

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君长并不看重中原王朝册封给他们的名号，他们着眼于解决实际需要，只要能获得经济上的补偿，接受什么样的封号是并不在意的。

但从铭文上突出的“敕封顺义王”、“钦升龙虎将军”来看，这种现象在土默特部中并不存在，相反，贵族们很看重这些封号。阿勒坦汗一生拥有“索多汗”、“土谢图彻辰汗”、“格根汗”等封号，但铭文中却仅强调了明朝敕封的顺义王。他的嫡孙也是将“天成台吉”和“钦升龙虎将军”蒙汉两种封号并列在一起。此外，在土默特部的历史上，黄台吉、扯力克、博硕克图汗都极力争取“顺义王”的封号，三娘子也是为了保住“忠顺夫人”的封号而屈从于明朝政府的摆布。

隆庆议和之后，土默特地区的汉人数量多达10万，这种特殊的民族构成也迫使贵族们不得不重视内地的封号（以内地职官管理内地移民），因此贵族们认同内地封号也与大规模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

《蒙汉互市图》显示了隆庆议和后长城内外和谐的民族关系

四、天成、台吉等词语反映出的文化交流

铭文中出现了“天成、台吉、妣吉、大明”四个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

天成，有学者认为是“大成”的笔误。大成源自于汉语“大臣”。蒙古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发现，大臣指代十分重要的职官，所以就将其借来称呼汗王身边的重臣。该词在汉文史料中也写作岱青。土右旗的将军尧镇在1949年之前，一直用“达庆”来称呼乡镇一级的长官，达庆就是大成、岱青。

台吉，借用自汉语“太子”，指黄金家族的成年男子。有趣的是，这个词语在走西口移民潮兴起后，又被汉族所借用——汉族群众发现“台吉”是个尊贵的称号，便用它来给孩子起名，如刘台吉、王台吉、赵台吉等等。一个词语由汉入蒙，再由蒙入汉，说明这里的蒙汉文化交流是多么的频繁！

妣吉，借用自汉语“妃子”，指汗室男丁的配偶。

铭文中的“大明”有争议，有人说它就是指明朝，有人说它也属汉语借词。持后一种观点者认为，土默特贵族在与明朝的来往中发现，汉文中的“大明”很有气势，如大明皇帝、大明总督、大明特使等，所以就借用它表示“伟大的、包括一切的”。如蒙古文史书中有“大明钟根哈屯”（伟大的三娘子）、“大明·索多·成吉思汗”等。

明代土默特部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这些借词生命力顽强，一直使用至今。如板升（百姓的蒙古语发音）、威俊（贵族称号，可能源自“威镇”）等已经成为土右旗地名，《达庆老爷》成为漫瀚调曲目，这些文化交流的硕果将永恒地留存在时代的长河中。

五、落款日期与汉族工匠名

铭文的落款日期丙午年戊戌月己巳日庚午时采用汉地的干支历法，说明汉历已经在土默特部落中流行开来。历法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使用汉历说明土默特地区的蒙汉文化交流已经十分深入。温伸、郭江两个汉族工匠的名字也大有意义，他们二人其实代表了汉地的建筑文化，两位工匠的地位虽然不高，但在民族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另外，石匾记述的建造泰和门事件本身就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体现：它由蒙古贵族五兰妣吉倡导，汉族工匠承建，藏族高僧麦达里也极有可能出席了落成仪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明代，土默特地区就开始了广泛而深入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土默特部落就呈现出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现象。同时，明蒙双方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各民族只有消除隔阂，友好互助，才能缔造出“万民乐业 四海澄清”的和谐局面。这是先民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今天我们实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