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人物春秋】——云双羊小传

云双羊(1857-1928年)，清末民初蒙古族著名民间艺人，被誉为“二人台的开山鼻祖”。清咸丰七年(1857年)出生在土默特旗古雁圪力更村今美岱召附近，后全家移居土默特旗右翼六甲协盛永窑子村(现包头市东河区沙尔沁镇永富村)。

云双羊为土默特蒙古部族云姓人氏，双羊是他的乳名。其性格幽默诙谐，嗓音嘹亮圆润，各种蒙汉小调经他一唱，别具风味，令人百听不厌。逢年过节及喜庆之日，当地农牧民大都邀请他赴席演唱，宴席顿时热闹。时人尊称其为“老双羊”。他一生爱好文艺演唱，为二人台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内蒙古西部地区人民文化娱乐活动的开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云双羊自幼家境贫寒，常年过着艰苦的放牧生活，所接触的大多是牧场上的放羊娃、牧马人等。粗犷豪放的生活，历练出他旷达、洒脱、幽默的性格。边放羊边放歌，边干活边吹口哨，逢人插科打开玩笑，他走到哪里就将歌声和欢乐带到哪里，因此人们都愿意与他接近，云双羊打小就满满赚了一大把子人气，早早就将名声远播到十里八乡。

云双羊从小就成了家乡公认的歌手。他唱起歌来，能随心所欲地转变音,一些蒙汉歌曲，经他一调和，夹带着滑稽的演唱，立刻就与众不同，别有一番风味。

蒙古族的传统习惯，凡逢年过节或喜庆宴会，都要敬酒娱乐。而敬酒时，还须唱歌劝酒助兴。会唱歌的可以自唱，不会唱歌的就得邀请一些男女歌手，为他敬酒代歌。当时包头、萨拉齐一带，因为老双羊幽默善唱出了名，所以蒙民的喜庆聚会场合都少不了请他参加演唱。这样东邻请，西家叫，他在蒙民的宴会中就成了红人。由于宴会的频繁广泛，老双羊对放牧营生也就无暇顾及，渐渐地完全放弃而成为土默川上闻名的职业歌手了。

在蒙古族的各种宴会上，劝酒歌唱的礼节，不外乎是单腿跪唱，双手献酒。唱的方式也不外是单唱、双唱，或大家齐唱。这样的演唱形式，云双羊总感觉呆板乏味，于是他煞费苦心，细思琢磨，想把传统歌唱方式改变一下，以充实敬酒的歌唱内容，调节气氛。

最初，云双羊采用一把胡琴、一支枚(“枚”又写作“梅”。民族乐器，是中国北方笛属类乐器的一种。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二人台笛子一般被称为“枚”，吹奏二人台笛子被称为“哨枚”—樊尚仁注)的简便丝弦伴奏，利用蒙古族歌曲的格调，掺入汉语歌词歌唱。有时也用蒙、汉两种语言混合唱，人们听了觉得很新鲜。为了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云双羊还物色了善唱民歌的男青年，充当他的女配角，自编唱词，演唱男女对唱形式的曲子。1889年前后，云双羊尝试和他的儿媳，岳石匠的女儿梅女子以及丁喜才夫妇同台化妆演唱，结果大受欢迎。于是，当地许多打坐腔的艺人纷纷采用这种形式，由此开始，“二人台”由坐腔形式转变为“化妆演唱”。

云双羊之后，经过计子玉、樊六等一大批艺人的创作和发展，至20世纪40年代，形成以戏曲为主，说唱、歌舞和牌子曲兼备的职业、半职业演出队伍。直至1946年，计子玉招收从河北流落到武川的女孩班玉莲为徒，一同在土默川一带演出，才有二人台第一代职业女艺人。

据看过老双羊表演的老年人说，当初老双羊创办的玩艺儿班，形式很简单，演唱时在庄户院的场地上，只摆一张放扬琴的高桌，又是演唱者的茶几道具，后面再放一条长板凳，是奏乐者的座位。一般情况下，演唱者是不备椅凳的，都是走唱表演。他们的服装道具也极简单。旦角也不过穿一红袄绿裤的彩女装，头上盘一个假发络的圪嘟子（土默川汉族妇女完婚后的发型)，面扑白粉，两腮涂红，口点红唇，手拿一块花巾（手帕）或玩一把折扇，这些就是她全部的装束行头了。男丑角更简单，头戴一顶破毡帽，身着一件旧上衣，一般是农民老乡的白、蓝布上衣，腰束一条蓝布腰带，鼻梁抹一块白，鼻下假胡朝上撅，嘴巴说话，胡子翘动，憨态丑相很惹人爱，手持霸王鞭，姿势舒展地舞起来。这就是二人台玩意儿班最初的行头打扮。

二人台的表演形式，是从简到繁、由低向高逐步发展的。伴奏的乐器也是由胡琴、枚两件发展到扬琴、四胡、枚、四块瓦等四大件。组织形式也由业余性的临时凑合，逐步成了固定的玩艺儿娱乐班。从前玩票式的演员，也慢慢成了职业演员。这是二人台一般玩艺儿班的发展过程。可是老双羊的二人台玩艺儿班，还有他独具一格的创新发展。

二人台一般演唱的曲子，都是吸收晋、陕地区移民传来的山歌小调，经过整理编纂搬到二人台中演唱的，所以其唱词歌调，仍然是汉语汉曲。老双羊认为这样千篇一律地呆板演唱不尽如人意，便把蒙汉语同韵的语词，掺杂到汉曲的歌唱中，用蒙汉两种语言混合在一起演唱，同样的歌调，用这样的方法演唱，听来风趣新鲜。他试验了多次，证实这种唱法还可以发展推广，便在他经常唱的歌曲《海莲花》《阿拉奔花》《四季花》《牧牛》等曲调中，把蒙古语词句精巧地糅了进去，人们听了更觉妙趣横生。

在歌唱的创新方面，云双羊不仅把蒙古语掺进汉曲的歌调中，有时还把汉语插入蒙古语歌曲中，如《四公主》《森吉德玛》等蒙古语歌曲，巧妙地把汉语糅进去，因而人们都佩服他的高超演唱技艺。这就是后来人所说的“风搅雪

此外，在二人台表演的道白中，云双羊有时也把蒙古语编进串话，以合韵的蒙汉语词混合着演说，这种顺口溜、串话，更惹人喜爱。

老双羊在演唱《走西口》的唱词中，还以蒙汉语的混合道白串话，如从家出了杀虎口外，到了托克托县又转归化城，沿途所到的蒙古语村名，联成串话说就成了这样：“从家出口外，来到托城（托克托县）北阁外，哈拉板升来得快，走五甲，过陕盖，祝拉沁、公布，到大岱。口肯板升挨韩盖，勾子板升、兵州亥，一程赶到归化城的北门外。”

又如进了土默川，在大青山与黄河间，所见到的山川景致，以及农牧业发达的繁荣景象，就说：“进了土默川，不愁吃和穿。乌拉高（乌拉即乌拉山)，岗勒湾（岗勒是河的意思），海海漫漫的米粮川，牛羊肥，庄稼宽，逃难人见了心喜欢。”

再来看一段，说的是从归化城向西走串，经萨拉齐到包头，因路途生疏迷失方向，一路的艰难和曲折，是这样说的：“走圐圙，到纳泰（圐圙和纳泰都是土右旗的地名。圐圙是萨拉齐县的俗称)，迷失方向跑得快；赶包头，绕石拐，连夜返回巴拉盖，累得我真苦，没一点阿木尔泰（巴拉盖是老包头城附近蒙古语村名，阿木尔泰是蒙古语，安宁的意思)晚上住在毛其赖（老包头附近的蒙古语村名)，又碰见两个忽拉盖（蒙古语，盗贼的意思），偷了钱，受了害，临走还拿了我一杆旱烟袋。你说我的运气赖不赖？”

老双羊的子孙们因受他的影响，差不多都会二人台的吹、拉、弹、唱等技艺。他的大儿子“拐先生”是打扬琴的高手，演奏到快速欢乐处，闭目演奏音调也丝毫不乱。据说老双羊晚年演唱二人台时，还由他操琴伴奏。

老双羊的孙子萨计和云文齐上学时，都是学校音乐会的奏乐名手。二人台的四大件乐器，他们件件都通，可见老双羊的艺术造诣无形中已传授给了他的后代子孙，堪称艺术世家。

由于云双羊技艺高超，声望日隆，闻名遐迩，民国四年(1915年)，准格尔旗著名的蒙古族艺人赵明北渡黄河专程向云双羊请教，切演技。名艺人张根锁、炳生子、何三旦、洪恩、板达子、云亮等都出其门下。后来蜚声剧坛的二人台演员计子玉、樊六、巴图淖等，亦曾得其教益。老双羊晚年退离“二人台”演出后，他的徒弟继承和发扬他新开创的民间文艺事业，萨拉齐、包头地区遂成为“二人台”的发祥地。

云双羊晚年生活清贫，1928年病于协盛永村，长眠于他生活成长的故乡协盛永村东北山坡上，享年71岁。

云双羊之所以钻研艺术能成大器，除了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外，主要源于他的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的做事风格。而且他的性格特点深深地影响到自己的家庭和子孙们。云双羊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特孟达赖，幼年断了一条腿正骨后成了拐子，人称“拐先生”。上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有粗浅的汉学文化，受家传学会了打扬琴、拉四胡，演奏山歌小调等。特孟达赖中年丧妻，他与独生子萨计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生活，后来由乡亲们介绍到协盛窑子村私塾当了教书先生。

老双羊的二儿子叫二昭子，育独生子云文齐。二昭子中年去世后，云文齐与母亲就跟随祖父老双羊一起生活。老双羊这两个孙子，学业都好，思想也进步。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长孙萨计参加了中共北方区包头工委的工作，1926年随工委书记李裕智退到宁夏，后来叛徒白云悌杀害了李裕智等许多同志，出卖了革命，投靠南京政府。事变中萨计脱险，带病潜返家中，没过多久就病逝了。

在日伪时期，萨计的叔伯兄弟云文齐中学毕业后，曾经赴日留学数年。日寇投降后，云文齐回到祖国，在张家口加入了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自治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才启用蒙名赛吉雅，在政府部门任职，“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到批斗罹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二人台又继承和发扬了山曲儿的艺术形式，在老百姓中广泛流行，如《刮野鬼》《长脖颈骆驼》《北京喇嘛》《二狗湾》《讨吃调》《夸河套》等，短小精悍，幽默诙谐，乡土气息浓厚，音乐优美动听，唱词风趣逗笑，这使二人台山曲儿艺术在民间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每当耳畔回响起一曲曲或哀婉、或缠绵、或高亢、或低徊的二人台山曲儿，顿觉一缕浓浓的乡情扑面而来，令人如痴如醉、心绪便随着那悠扬的旋律回到遥远的童年，回到云双羊曾经生活的那个时代。摘自《人物履迹话包头》（主编：杨利民  执行主编：樊尚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