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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史话】“胡焕庸线”：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时间：2023-12-08 作者：

  • 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

  • 通读中国历史，人们发现，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东部的文化温婉，西部的文化粗犷；中东部的人们发展了“农耕文明”，西北部的人们发展了“游牧文明”。

  • 人们还发现，在中国的东、西之间，像是横亘着看不见的“分界线”，但没有人对这种模糊的认识加以有力佐证。直到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按照人口密度的分布，在中国地图上画一条接近45°斜线，由黑龙江瑷珲（今黑河）至云南腾冲，把中国分成西半壁和东半壁，“谜题”才得以解开。

  • 这条线就是“胡焕庸线”。

胡焕庸（1901-1998）。资料图片
2017年初，云南省腾冲市建成“腾冲—瑷珲·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展示和纪念“胡焕庸线”；2020年，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占地9.5公顷的“瑷珲—腾冲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对外开放。
那么，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线”？
“胡焕庸线”堪称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被形容为“一条看不见的命运之线”。线的东南方，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的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分布着草原、沙漠和高原，自古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一条线，划出两个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这条地理人口分界线看似虚无，却与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息息相关，影响着一代代人，见证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不断交融。
为什么说“胡焕庸线”也是一条民族交融线？
翻开中国的地形图，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胡焕庸线”大体处在西北半壁的高原高山区与东南半壁的平原丘陵区的过渡带上。“胡焕庸线”东西两侧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等地理条件的差异性，造就了东西两侧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性。民族学家林耀华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大致分为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和农耕经济文化类型，且分属于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民族在空间分布、发展进程和内容属性方面都必然存在着交叉融会。生存发展的第一需求，推动着活跃于“胡焕庸线”东西两侧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各民族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和文化层面的交往互动，其中以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交融最为频繁。
“胡焕庸线”作为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同时也具有重大的民族学研究价值。展开中国的历史地图，人们不难发现，历史上众多的兵家必争之地多分布在“胡焕庸线”附近。自东北向西南细数，科尔沁草原、幽云十六州、关中地区、河洛地区、汉中地区、巴蜀地区等，每一个地区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响亮的名字。如果再细致观察这条线附近的城市，瑷珲、赤峰、呼和浩特、张家口、北京、大同、朔州、太原、西安、汉中、剑阁、松潘、成都、康定、大理等，这些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分量不言而喻。此外，这条线附近的城市都呈现出很强的民族交融性，如北京、成都、西安、大同等，都是中华民族交融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历史上，“胡焕庸线”附近曾活跃过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吐蕃、羌等。这些民族经过数以千年的“接触、混杂、联结、融合”，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按照区域经济类型，大致可将“胡焕庸线”分为3段——“黑河-张家口”段、“张家口-成都”段、“成都-腾冲”段。“黑河-张家口”段两侧书写着游牧民族与农耕、渔猎民族之间的交融发展史，汉、女真、蒙古、契丹、室韦等在这个场域“碰撞、互动、融合”。“张家口-成都”段两侧激荡着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高山游牧民族上千年融合发展的历史故事，汉、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女真、党项、吐蕃、吐谷浑等在这里竞争互动、融入彼此。“成都-腾冲”段则主要是汉、藏、彝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交融发展，著名的“藏彝走廊”和“茶马古道”便在此附近，促进着西南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跨越“胡焕庸线”的民族交融互动
一部跌宕起伏的中国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灿若群星的古代民族在中华大地往来穿梭、互动融合。且不论“荤粥、赤狄、鬼方、山戎、貉族”等先秦时代的民族，单从在“胡焕庸线”附近建立古代政权的游牧民族就有许多，如匈奴人、氐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等。由这些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统治核心多处于“胡焕庸线”附近，由此带来的古代民族融合也在这一地带持续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或统一或部分统一的政权内部，其统治集团和治下民众，也都是由各个民族组成，并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民族融合的进程。
互市贸易是古代政权互通有无的商业途径，也是古代民族交融发展的重要形式。宋代的榷场，是在边境地带专门进行互市贸易的场所。宋、辽之间的榷场设在宋境的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以及辽境的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宋与西夏之间的榷场设在延州（今陕西延安）、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以及后来的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明代的马市，是明朝在北部地区进行马匹贸易的场所。明朝设置的马市主要有两处：辽东马市（今辽宁抚顺和开原）、宣大马市（今河北张家口和山西大同）。
这些古时边境地带的互市贸易，既有助于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接触、互动与认同，提升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的互通和一体化。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榷场和马市的位置大都分布在“胡焕庸线”附近。此外，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茶马贸易也是发生在“胡焕庸线”附近，清朝更是在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设立茶关进行管理。千百年来，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商队穿梭于“胡焕庸线”两侧，推动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见证了中华文化在西南地区的浸润发展。
“和亲通婚”在中国史书典籍中的记载不绝如缕，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在这些和亲故事中，以“昭君出塞”和“文成公主进藏”最为典型。

在2023拉萨雪顿节开幕式文艺演出上，京剧藏戏《文成公主》上演。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摄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将宫人王昭君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汉匈和平相处60余年。《汉书·匈奴传》记载：“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呼韩邪入塞求亲与昭君出塞和亲之路正是在“胡焕庸线”两侧附近，而如今记录这一佳话的“单于和亲”瓦当也出土于“胡焕庸线”附近的内蒙古包头市召湾汉墓群。

“单于和亲”瓦当。资料图片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携大批工匠、书籍、植物种子、物品出嫁吐蕃松赞干布，搭建了汉藏文化交流的桥梁。在藏族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中，文成公主是藏传佛教绿度母的化身，深受百姓爱戴。文成公主进藏所走的“唐蕃古道”，起自“胡焕庸线”附近的长安（今陕西西安），止于吐蕃都城逻些（今西藏拉萨）。这条“传颂千余年，绵延数千里”的“唐蕃古道”见证了唐蕃和亲的美好佳话，传承着汉藏民族千余年来交往融合的传统。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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